汉森所言的“21世纪媒介”主要指称的是以数字技术驱动为内核而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技术形式，包括社交媒体、算法■■■★、数据挖掘技术、环境检测与感知技术（例如人脸识别、摄像头◆◆★、虚拟现实）等■★■★◆。这些媒介技术可由计算机的编码逻辑所构建，与占据主导位置的人类感知无关。

　　后工业时代以来，关于时间体验的技术建构路径的讨论沿着两个维度分化开来。一方面■★★■■★，在新媒介技术的介入与主导下，数字社会中出现了与大众社会相比更为标准化和同步化的时间结构，“同步时间”成为描述后工业时代时间体验的一个核心术语。另一方面，随着各种社交媒体■◆■★◆、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时间在高度同步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中向其反面转变，呈现出★★“去同步化■★■★■”的趋势。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借由媒介技术卷入到全球统一的时间进程中，部分人开始主张隶属于自身的独立“时间主权”★★，即将自己的私人时间从其他社会进程中分离出来的愿望。这也出现了诸如驻足、沉思与隔离的“社会减速■■★★”现象。

　　汉森对21世纪媒介的特性分析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重要变化：数字时代存在着大量“非人经验”，它们由数字媒介的非知觉感知生成★■◆◆★■，并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环境作用于个体的体验之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精准地描绘这些数字体验与主体体验的交互关系。汉森借鉴了怀特海哲学中“摄入”这一概念★■◆★★★。

　　就数字媒介的技术潜能而言，21世纪媒介的时代是数字技术的加速“先于”人类加速的时代■◆★，数字技术环境不再是大众媒介时代中主体意识的★■“代具”，数据感知与主体意识的交融在数字时代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度与深度。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媒介理论在数字时代将变得不再有效★◆★★■◆。如何线世纪的媒介理论”成为每个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

　　沿着斯蒂格勒的替补逻辑，我们借鉴汉森提出的■■★“前馈”概念，将数字时间理解为一种“前馈时间”（feed-forward time），进而尝试剖析数字时间与传统的媒介时间观念两者的本质性差异。前馈不仅成为我们勾勒新型时间体验的一个精确术语，同时也构成了标识◆■★◆■■“21世纪媒介理论”的核心主张。

　　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由于摄入机制的存在，21世纪媒介将我们带入到一种全新的时间矢量之中。它由一系列的◆◆■★◆■“前馈循环”构成。每一个★■◆■“当下”的体验都只有在“未来”才能被激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确立数字时间与媒介时间的差异所在。首先，在数字时间的前馈循环中，◆★■“感知”与“意识”处于持久的断裂之中。所有的技术感知总是■■◆★“先于”——并且在本体论上“出离于”——我们的意识进程，并且以一种◆◆★★■“未来导向★■”的方式预设和塑造未来的意识运作◆★■。其次，前馈循环要求我们需要◆★★■★“在缺乏任何预先意识和反思的状态下行动”。因而我们行动的时间参照系不再是个体主观心理的“内时间意识★◆■◆”，而是那些先于并且与意识的时间结构完全“去同步化”的时间坐标。最后，时间体验与主体脱钩同时意味着，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将让位于一种非主体中心的时间现象学。这种现象学将不再关注人类意识中所包含的不同时间节奏，而是聚焦于技术环境中的“时间化”方式及其与人类意识之间所构成的交互关系★◆■。

　　摄入这一概念提示我们，数字环境中的摄入事实上改变了主体的意识运作方式■◆◆★■。或者说◆◆★，出现了一种由数字技术主导的◆■◆★◆★“前馈意识”◆★◆★■。由于意识被排除出了数字媒介的非知觉感知的生成和运作循环，它的运作将不再基于主体自身的感知和反思过程■◆■■★。21世纪媒介不仅创造了一种外在化的感知器官（非知觉感知）◆★★◆★，同时这些被囊括的感知材料在■★“当下◆■★◆■★”永远不会存在（它的运作在意识之外）■■，只有在“未来”某个时刻才会被意识重新捕获和激活。

　　21世纪媒介不仅塑造独特的数字体验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极大地扩展了我们“人类体验”的范围和广度★◆■。例如当我们尝试用摄像头记录某个具体空间的环境感知信息时，这些“被感知”的信息大多并没有进入过人类的意识层面，却通过数据化的方式被摄像头捕捉——进而可以在未来被利用起来。也就是说★★◆◆★★，在21世纪媒介的运作中，大量“非意识”层面的体验正不断地被转化和记录下来◆◆■◆★。

　　过往对媒介时间的讨论大多沿着时间体验的技术建构与分化两条路径展开，强调技术潜能对人类主体感知的塑造■■◆。在本文看来，数字媒介远非仅仅只是人类器官与感知的某种◆◆◆“延伸”，而是一种斯蒂格勒意义上的“替补”。借鉴汉森提出的“前馈◆■◆◆■”概念，本文将数字时间理解为一种“前馈时间◆◆★■”■■，进而尝试剖析数字时间与传统的媒介时间观念两者的本质性差异。前馈不仅成为我们勾勒新型时间体验的一个精确术语，同时也构成了标识“21世纪媒介理论”的核心主张■◆■◆★。

　　在最为根本的层面★◆■，对媒介技术与时间控制问题的反思关涉数字时代的时间异化现象——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个可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媒介技术的遍及化使时间异化问题不止出现在特定的阶级群体中◆◆■，还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如果说大众时代的“媒介时间◆★■■”意味着特定媒介技术（例如广播◆■◆、电报、电视）中介的人类体验所形成的技术化的人类时间感知（例如加速、同步★■◆■■、分心），那么“数字时间”恰恰应当意味着一种“去人类化的◆★◆◆■■”“去代具性”的计算机体验所形成的非人时间。它意味着技术开始替代人类感知，成为一种独立的体验生成方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去人类化的时间体验仍然是一种■■◆◆“体验★■”吗？我们又该如何去把握上述■◆“非人时间★★◆■”的生成过程？汉森晚近重要著作《前馈：论21世纪媒介的未来》可以成为我们进入该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口。

　　媒介时间的概念源自技术时间对自然时间的替代。机械时钟的出现统一和协调了人们的时间节奏与日常活动★★■，电视与互联网使得世界各处的观众可以共享同一种即时性时间体验，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经缩小为弹丸之地◆★★。

　　摄入描述的是一个自组织的创生过程，感受者从与之相异的外部环境中把握、抓住和领会了某些东西（怀特海描述为“肯定的摄入◆★◆◆★■”），也拒绝、隔离了某些材料（怀特海称作“否定的摄入”）★◆■。摄入这一概念为描述数字媒介生成的非知觉感知与人的交互找到了一个理论上的支点。汉森认为，摄入正是数字时代主体性的生成方式◆◆。个体通过★◆“摄入”的方式对外部差异性的力量——那些由数字技术所形成的非知觉感知——进行内化。在肯定的摄入中★◆★，主体将外部的技术感知体验为一种真实的内在经验★◆◆■，并由此构成了自身的生命的本质体验★■。相反，在否定的摄入中，主体感到的是间隙和断裂，并将技术环境理解为一种由外部入侵的障碍★■。

　　现代社会中的时间体验与大范围普及的媒介技术高度相关。在电报、广播、电视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现代人往往陷入诸如“时间加速”、★★■“时空压缩”乃至“时间失序”等独特的现代性时间体验之中。进入数字时代■◆，上述时间体验的分化趋势不断加剧，并且与计算机■★◆★、手机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以瞬时性、零散化和无序性为特征的新时间体验◆◆。点状时间不再具有连续过程性★◆◆■◆，人们机械地从一个此刻转向另一个此刻，时间本身所蕴含的叙事性张力和沉思性价值也消失在其中。时间的危机凸显的正是数字时代个体所面临的意义危机。

　　21世纪媒介已经颠倒了我们对于经验的基本判定。按照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今天的“人类经验★★◆◆■■”只是它所从属于的“世界经验◆★★”的一小块组成部分，它被更大范围的（由数字技术的非知觉感知生成的）“环境经验”笼罩，并且不断地与其发生交互，产生流变。更为准确地说■◆■◆★，21世纪媒介创造了一种新的经验场域■◆◆，它通过信息感知创造出一种◆★★■“非人环境■◆”，并将其预先投入至未来某个时刻——即人类知觉和意识得以进入反思的时刻。这正是一种独属于数字媒介的★■★◆“前馈机制◆◆■★”。

　　21世纪媒介的独特性——同时亦是它与19世纪、20世纪媒介的断裂性★◆◆■★■，向我们提示，媒介的◆■◆■“中介化”机制在数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媒介◆◆★★■“不再中介我们的感知”，相反，媒介开始“中介感知本身”。后者意味着数字技术的环境检测、信息感知与数据分析能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感知方式，它是一种纯粹的■■■★■■“数字感知★★★”★★，与人类的认知、体验与意识无关。以至于我们的（人类）经验逐渐地被这些数据生成进程所影响和改变。我们无法直接体验，无法进入甚至于无法潜在地意识到它们的运作。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10期，原文约10500字，标题为《前馈时间：论数字媒介的时间性》◆★★◆★。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数字媒介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上述“代具性◆◆”的媒介观所包含的理论前提正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理论质疑。一方面，在众多“后人类主义◆◆■★★”学者那里，技术与人类主体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技术社会中机器和有机生物体因边界模糊而产生的融合★★★。后人类意味着由人机混合所形成的新主体形态。其中，技术与人类因各自的边界消融而不断相互影响、交互构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数字时代向纵深的推进也不断质疑了人类认知与体验的优先性，使得■★★“人类主体不再局限于——也不再受制于他们生物皮肤的边界”，同时也使得原本属于人类独有的“认知能力”也和机器紧密纠缠在一起。

　　无论是数字媒介所带来的时间分化体验，还是技术所导致的时间异化等问题，都遵循着以人的感知为中心的理论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判断对上述媒介时间的讨论仍然有效■■■◆★■。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预设：其一是媒介技术与个体处于相互分离■■★◆■★、边界清晰的各自独立状态◆◆；其二是媒介成为了个体感官的某种“代具性”（prothetic）延伸◆★◆◆■。作为一种代具■★，数字媒介自身所包含的技术潜能和媒介逻辑自然而然地会对人类的感知系统造成诸种差异化的改变。

　　然而上述论断无论是对工业时代的时间体验的描绘，还是对数字时代的时间危机的诊断，无一不是重复于（新）媒介技术对人类感知经验的改变和重塑。这种重塑一方面得益于由工业时代以来媒介分化的现实所带来的各种技术潜能，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各种新的感知困境——例如分心、失神与时间异化◆◆★◆★★。

　　媒介时间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时间体验。事实上， 斯蒂格勒曾借用“后种系生成”概念论证了人类与技术的共同起源。其中，人类生命因其本质上的缺失而呈现为“技术性的生命■★★◆◆”■■■，媒介技术远非仅仅只是人类器官与感知的某种“延伸”★★■■，而是一种 “替补”■■■★★，“它不是人的◆■◆■■‘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